要做到這點，養老服務提供者必須擺脫將養老看成是疾病發展過程的純粹的生物醫學模型。相反，需要川更加整體的方式將更廣泛的健康決定因素考慮在內J養老服務產業顯然已經在朝這個方向努力探索。養老服務和社區產l二活設施為維持居民的福利而提供鍛煉與動項日的情況時有發生。另外，許多養一老服務和生活一設施也嘗試通過減少浪費和資源使川的方法來改善環境，使環境更加適合健康促進，并建立居民委員會以保證居民參與活動的積極性(Kenrlig，2003; Wilson and Kirby,2005)。這些舉措表明，養老服務場所井備J’在老年人日和環境‘的健康與福利上投入時間和精力的意愿。盡管目前不缺好項日，但它們一般都是臨f時性的，以至于無法產生連貫性效果，而那些具有潛在價值的項日也不能將潛力完全發揮出來O’Connor-Fleming(1999)。將所有這些努力的方向融合到一個整體性的框架中，能確保盡可能地囊括各種決定健康的因索它能防止在健康促進的需求方面有任何紕漏，并且引導整個系統朝著合作‘婦lJ’持續的方向促進健康和提升福利。這便是場聽性的健康促
進策略所提供的框架。
三、理論回顧
將人類健康置于生態學思考的理論框架中告訴醫療衛生從業者，健康的決定因素是一個復雜的適應性體系(Clayton and Radcliffe,1996).社會決定因素——如經濟和管治，環境決定因素——如全球變暖和臭氧空洞，加上人類與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共同決定了健康(Baum, 2002；McMichael,2001)。這種思路提出一種觀點，即健康——或者倒過來說疾病——是不能通過研究個體來理解的，而只能通過研究人們每天不斷適應著的體系去理解;人類既影響著生態系統，又被生態系統影響著他們自身的健康或生態系統的健康Rapport, 1998)。對健康的這種理解與人類長期生存和地球生態系統健康之間相互依存關系的道理是一樣的，它強調的是將生態思考和場所性的健康促進策略應用在理解、提升和保持人口健康和生態系統可持續性的潛力上。
場所性的健康促進策略代表了健康促進的生態模型，它關注的是將整個體系或組織作為引人健康促進變化的背景(Greenet al., 2000)。人們是在認識到行為性的健康促進的局限性，以及意識到個人的健康和健康的行為，不論好壞，其實都是由環境、社會和結構因素形成的之后，才發展出場所性的健康促進策略((Baum, 2002;Green et a1., 2000)。人們明白，健康不僅是由醫療介人、基因和行為所決定的，也是由與社會、環境、經濟和政治因素的復雜所決定的(Dooris er al., 1998)。有組織的場所提供了一種背景，即便是不在個人控制范圍以內的健康決定因素它也能涉及（Green et a1., 2000)。
隨著1986年《渥太華健康促進憲章》發表，世界衛生組織開始引人并倡導場所性的健康促進策略(Green et al., 2000; WH0,1986,1991,1997).這種方法被廣泛應用在不同領域，如健康城市、健康學校、健康市場、健康島嶼、健康的工作場所、健康大學和健康醫院。作為健康促進的一種生態途徑，場所性的健康促進策略依賴于包括生態學、系統理論、組織發展和社區發展在內的一系列學科（Dnnris, 2006: Greenet al., 2000; Paten et al., 2005),其基本原理包括公平、社區參與及授權、責任義務以及跨學科多部門合作(D}nchin et al., 2006;Dooris et al., 1998; Walker, 1998)。
場所性的健康促進策略的目的是在整個系統或組織內進行改變，它承認許多健康決定因素具有社會或環境屬性，并不是人為可以控制的(Green et al., 2000)。它承認社會體系之內的相互作用是復雜的，同樣它與周圍其他系統和環境的相互作用也是復雜的。場所性的健康促進策略旨在提供更公平的機會，使人們獲取影響健康的關鍵資源(Swerissen and Crisp. 2004)。雖然在機構層面產生這些效果需要的時間更長，但這種改變將更加可持續(Swerissen and Crisp, 2004)。
場所性的健康促進策略承認人性價值與人性平等，承認人和組織在社會生態系統中的地位，承認影響健康的系統內部以及系統之間的復雜相互關系((Dooris, 2006Green et al., 2000)。它將環境視作由人、組織結構、文化、規范和價值組成的社會系統。它是一個整體性的方法，圍繞某一層次人口的健康問題，以及與人們相互作用并影響他們健康的政策和環境。場所性的健康促進策略支持那些在特定場所中有助全民健康的原則，如公平、平等、社會正義和人權等（Green et al., 1998)。在這些原則的指導下，場所性的健康捉進策略旨在為個人和群體創造條件，推動社區參與，促使人們共同支持或以實際行動促進健康（Green et a1., 2000)。在更高的組織層面，場場性的健康促進策略支持跨學科多部門之間合作從而共同構筑健康。不同的個人、群體、利益和權力交織于作為社會體系的場所，意味著共識與思考對于解決沖突和防止權力濫用非常重要(Dooris et al.,1998)。
四、實踐中的場所性的健康促進策略
最著名的場所性的健康促進策略案例莫過于健康學校項目。在建立健康促進學校項目之前，校園內曾開展過各種健康 促進活動。在有些學校，家長們在食堂宣傳健康飲食，老師們也傳授健康知識，講解健康生活方式的衡量標準，不過課堂上的內容往往與食堂里的活動脫節。校長負責建立校園規章，如游戲時段要戴帽子，還有與環境保護有關的項目，如植樹和減少垃圾排放。教育部會資助促進健康飲食和運動的優秀的項目，解決個別學校其他與健康相關的問題。但問題在于這些努力缺乏協調和組織，因此不具有統一性(St.Leger,1999)。如今，在場所性的健康促進一策略的關照下，所有這些有價值的校園公益項目被集中到一起。
在健康促進學校這個場所中，學校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促進健康，不僅限于健康教育，而是以協同的方式與校園(乃至周邊相關社區)結合的，從而提升健康(Leeet al., 2006; St. Leger, 1999)。健康促進學校的目標往往是創造有利于健康的環境(Leeet al..,2006)，臂如確保設置遮陽設施、食堂提供健康的餐飲選擇，建立防范學生暴力的校規、提倡校內體育活動以及及向學生傳授這些做法對健康的好處。健康的社會環境和物貢環境也很重要；健康學校場所的其他例子還包括預防校園暴力、恢復活力、提高環境保護與環境管理意識等項目。
學校也為評估場所的健康促進策略提供了契機。一項以健康學校鑒定和評獎體系基礎的研究顯示，健康學學校可以提升學生的健康、學習能力、活力與生活滿意度（Lee .et al,，2006)研究還聲稱、健康政策、多部門合作、授權、能勻建設和支持的物質環境與社會會環境的結含對于場所性的健康促進策略的成功施行非常重要（Lee .et al,，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