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得到多數共識的觀點認為，設計研究的內容包含三位一體的結構，包含了關于設計的研究（research about/on design）、為了設計的研究（research for design）以及通過設計的研究（research through design）三個方面。其中，“關于設計的研究”是以“設計”為對象的研究，旨在揭示設計行為和設計思維內在的特點和規律，其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旨在探索設計師式認知方法的設計認識論研究；旨在探索設計實踐和設計過程的設計行為學研究；旨在探索設計產物的形式和構成的設計現象學研究。 從事“關于設計的研究”的學者自己本身不一定是設計師，事實上他們更多的是教育學專家。“為了設計的研究”是以設計為“目的”的研究，包括對以往設計經驗的研究以及市場導向的設計項目中為設計方案的形成服務的研究，包括市場調研、客戶分析、技術支持、材料搜集、背景分析、場地分析等工作，在不同的設計領域內具體內容各不相同，即使在相同的設計領域內，根據項目的具體情況其內容也會出現很大的差別。與以上兩方面的內容相比“通過設計的研究”其內容則顯得比較模糊，很難清晰地描述它的對象和內容。這是因為“通過設計的研究”與其說是一種現實的研究行為，不如說是一種研究方法的理論模型。盡管很難清晰描述，我們還是可以總結出“通過設計的研究”內在的幾個顯著特點：“通過設計的研究”離不開設計行為，它將設計行為的過程作為研究的媒介和工具，因此把“通過設計的研究”自身的研究行為和一般意義上的設計行為清晰剝離是不可能的；“通過設計的研究”盡管多數是從具體的設計需求出發，但是并不以解決具體的設計需求為僅有的目標，它的驅動力往往來自具體的設計需求背后在認識論層面上更加基礎或更具普適性的研究問題，因此“通過設計的研究”的成果雖然來自具體的設計過程，但是能夠以知識的普適形式脫離設計過程本身而存在。“通過設計的研究”為設計研究范式在真正意義上成立奠定了認識論基礎，它是設計范式方法論發展的必要條件。
3. 設計研究的發展歷程
為了進一步了解“設計研究”，有必要對它的發展歷程加以簡要回顧。根據Joost教授的觀點，1960年代科學與設計、理論與實踐的主題最早始于德國包豪斯，后來在烏爾姆設計學校得到發展，這種教學傳統成為今天“設計研究”之濫觴。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是設計學科發展的分水嶺。六十年代中意義最深遠的設計研究現象是德國的視覺/語言修辭（visual/verbal rhetoric）和試聽修辭（audiovisual rhetoric）的提出，以及同一時期在美國興起的以Christopher Alexander的《模式語言》為代表的為設計尋求科學方法的努力。六十年代興起的這場設計研究運動，是為了回答一個問題：社會進入工業化后期，生產方式發生顛覆性變化的條件下，傳統的以手工形式主導的設計方法是否還能滿足社會需要？當時這場設計研究的運動最終展現了一個依托科學方法，進行多學科合作，應對現代社會復雜多面的新設計問題的設計方法體系。正是這一體系催生了隨之而來的強調“標準化”的設計風潮，正如后來人們看到的試圖在建筑設計中探討數字規律的《模式語言》。
然而，后來僵化的科學方法論概念使設計研究的努力走上沉溺于總結設計自身具有的理性的、可預測的設計過程的方向上（今天人們已經認識到，設計自身并不具有這樣的過程）。于是這一時期出現了很多描述設計過程的模型，其中不少直接受到當時計算機科技發展的影響，試圖借鑒計算機程序的流程來總結設計過程中設計師的思維過程。在這條研究道路上的成果離設計實踐越來越遠，設計研究人員的研究結論越來越無法獲得從業設計師的認可，在研究與實踐之間出現了難以彌合的隔閡。最終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這條研究道路走進了死胡同，被絕大多數學者和設計師認為是一種失敗。
堅持僵化的科學方法論的設計研究走向失敗的境地，卻引領設計研究的發展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格局。反思設計研究一味堅持科學方法論的失敗后，研究人員轉向了新的問題：設計行為的本質是什么？其內在的認知、思考和行動方式與科學方法論有什么不同？對新問題的探討引導研究人員發現了前文所述的“設計師式認知方法”（Designerly ways of knowing）。同設計師式認知方法并列的還有對設計專長（design expertise）的探討。設計是一個范圍十分寬廣的概念，存在不同的設計領域，從建筑、風景園林到傳媒設計、程序設計不一而足，為了超越設計領域探討設計認知、思考和行為的普遍規律，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的Bryan Lawson教授經過近三十年的研究和教學對設計專長進行了研究和總結，于2009年出版了著作《設計專長》（Design Expertise）。以這兩項成就為標志，設計研究從堅持僵化的科學方法論道路走向了一條探索新的研究范式的道路，這種新的范式不再僵化地依賴科學方法論，而是希望將科學方法、人文方法都置于設計師特有的設計專長（design expertise）和設計師式的思維模式（designerly thinking）之下進行超越學科地綜合運用，形成在研究和設計實踐之間沒有隔閡的設計研究方法論。對于這種設計學范式的方法論，Jonas教授提出“第一，科學范式應該內嵌于設計學范式：研究受設計過程的邏輯引領，設計受科學研究、探索階段的支持和驅動。第二，只有在設計師式范式下進行的設計研究能夠為設計的方法論發展和設計學的鞏固、獨立做貢獻。二者以循環的方式互相依賴。”
時至今日，學術界將“設計研究”視為設計學理論上成立的基礎，“設計研究”成為熱門的前沿學術話題。熱烈的討論和各種積極地嘗試正在進行中。目前，風景園林設計在這一領域的研究無論在國際上還是在國內都處于起步階段，對于設計研究的實踐方法，在現有的理論基礎以及其他設計領域已有的研究經驗基礎上，正在進行自己的摸索和實驗。國內雖然還沒有形成得到學術界普遍認可的成果，但是以“清華大學—柏林工業大學‘設計研究’聯合博士論壇”為標志，積極地研究工作已經得以開展。
4. “設計研究”的學術意義
“設計研究”為設計作為一個學科而存在建立了理論基礎，為設計實踐和學術研究提供了新鮮的視點和思考平臺。從這個視點出發審視風景園林設計，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兩點學術意義。
第一、從認識論的角度看，“設計研究” 為風景園林設計領域內博士層面的學術研究開辟了更加趨于回歸設計本身的新的課題范圍。
198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學位制度的建立，是我國博士生教育的起點。自此后16年，于1997年北京林業大學授出了第一個風景園林領域的工學博士學位。從風景園林領域第一個博士學位產生到今天，風景園林設計領域內博士論文的選題大部分集中在史論研究方向和類型研究方向，也有一部分定位在規劃方向。長期以來，風景園林教育體系注重歷史和設計技能的教育，無論是博士生的選拔、培養還是考核，都以“設計能力”為重要指標，而對系統梳理風景園林設計自身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缺少投入。這導致相當多的博士生在設計項目面前得心應手但是在 “科研”面前捉襟見肘。事實上，這種現象并不是我國風景園林設計領域特有的問題，在世界范圍內各個設計領域內的學術研究都同樣面臨著類似的困境。隨著“設計研究”的進展，人們認識到這種問題的根源在于設計思維模式與主導學術界的科學思維模式的沖突。為了使博士論文的研究成果更容易符合學術要求，設計領域的研究人員很多都在選題上轉向具備成熟研究方法的史論研究，或者轉向更容易應用科學方法的規劃領域的研究。從以德國為代表的歐洲設計領域學術研究的發展態勢看，人們正在進行非常積極而艱苦的努力試圖扭轉這種局面，尋找和建立設計學自身的研究方法論，使博士層面的研究更多地回歸設計本身。這種趨勢無疑值得我國風景園林設計領域的重視和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