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從舊區到新城——體育建筑成為城市擴張的重要節奏
以體育場館為標志的建筑群正在改變著許多城市形態的基本格局，其中最為顯著的一類特征是利用體育場館來帶動城市新區的開拓。如果說北京奧林匹克公園還僅僅意味著城市主軸線的有限延伸[圖3]，南京奧體中心（HOK）則是牽引了南部整片城區的規模化發展[圖4]。今年新竣工的濟南奧體中心建筑群（CCDI）處于新舊城區的交接點，更是拉動著古城濟南的“東拓”之舉[圖5]。縱觀國內各大城市的新建體育場館集群，幾乎全部扮演著“開路先鋒”的規劃角色。
從建設周期看，大型場館從規劃設計到建成使用至少需要三至五年光景，而房地產的開發周期相對短一些。許多場館在開建之初，場地四周尚一片荒蕪，而至建成之日，周邊已是高樓林立。伴隨著大型體育場館從無形到有形的過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到底。
濟南奧體中心建筑群
3，從單純到混合——體育建筑布局模式的轉變
體育設施在城市中集中布置，源自現代競技體育運動大型賽事的發展。由于多個場館集中布置（最為典型的是一場兩館），便于同時開工、同時驗收，也便于大型賽事的組織運作。我們將這種現象歸納為“單純”，即城市的大型體育設施單獨占用一個城市地塊，成為一種公共建筑功能。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由于容量的巨大，大型體育設施的建造，往往需要花費巨資，并對城市交通等后勤支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作為單純用地功能的結果，自然是花費巨資和高昂代價建造的設施，容易成為投資者沉重負擔，且僅在舉辦重大賽事的特定時間內取得期望的效益，而在非賽時卻潛伏著各類可持續問題。近一百年來，大多的城市設計，都將大型體育設施的集中化視作自然和必須，少見在城市設計中將大型體育設施作為城市一項普通的公共設施來看待。
近年來城市設計關注對“耗散理論”的研究。其中一個命題就是將各類公共設施作為一系列“混合”物質而進行有機聚散。體現在體育領域，就是場館集群設施的公園化、商業化、分散化。這里的“混合”與“分散”，可以理解成距離、也可以理解成功能。體育建筑與商業設施、交通設施、景觀綠化的混合布局，意味著體育建筑相互之間填充和豐富著更多的功能，而當這種混合聚集的尺度過大時，能否在最初就適當設置“分散”？2006年，我們在深圳奧體新城的設計競賽中[圖6]，曾經嘗試在規劃之初就將三大場館分離布局、讓各個場館緊密服務于周邊社區的概念。雖然這是規劃理念上的一種突破，但終究由于缺少先例而沒有被業主采納。可見，大型體育建筑與城市關系的理論研究，值得一再深入探尋。
上海大舞臺(上海萬人體育館)
4，從賽時到賽后——體育建筑的商業功能和長久運營
理論上說，為大型賽事投資興建的場館越多，賽后閑置的可能性就越大。學術界曾經對這類問題憂心忡忡。體育場館作為“事件空間”，在短時間內被開發，其未來的歸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期待。但事實上，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各大城市都在自發地形成與體育場館相匹配的商業模式，不論是參觀旅游抑或娛樂消費，很多不錯的案例已經得以展現。
在消費文化的語境下，體育場館的自身價值取向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除了比賽之外，場館的各項設施都在不遺余力地牽動著到訪者的每一根消費神經，盡可能讓人們在場館及周邊區域內駐足流連。與其它消費場所相比，體育場館在建筑形象和空間寬敞程度上均有較大的優勢，體育盛會之后有演唱會，演唱會之后有招聘會——體育場館功能的“異化”開啟了它們與公眾關系的新模式，也引發更多的城市事件，延續了體育場館的城市記憶。例如建于1975年的上海萬人體育館，至今依然是上海許多盛事的舉辦場所，場館名稱也更名為“上海大舞臺”[圖7]。再如，國家游泳中心目前正在進行賽后改造，“泡泡吧”等一系列特色項目也正在獲得不錯的盈利效應[圖8-9]。
水立方的“泡泡吧”
三、體育建筑創作的語匯和實例研究
2002年，建筑評論家查爾斯·詹克斯曾經在《建筑中的新范式》一書中提出兩種創作傾向——復雜拓撲構成和不規則碎片——作為當代建筑最為重要的“新范式”。與早年的尖銳和肆意定論不同，詹克斯先生謹慎認為這兩類傾向處于模糊的萌芽期，只有埃森曼、蓋里、李博斯金等先鋒人物投身其中。然而，他顯然低估了當代建筑對非主流勢力的巨大吸納和傳播能力，不出幾年光景，復雜拓撲構成和不規則碎片已經演變為“主流”，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后者在博覽和文教建筑類屢見不鮮，前者則是被大量應用到交通和體育建筑。
體育建筑由于競賽場地和看臺形制的限制，不可能像文化類建筑那樣玩弄造型，但這決不意味著體育建筑將走向均質化。下面分析的幾個實例，大部分來自CCDI體育事業部的創作實踐和設計思考。在國內目前繁榮的創作浪潮中，將它們稱之為“傾向”或“范式”還為時過早，但卻是值得關注的設計動態。
國家游泳中心的泡沫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