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土地業主曠日持久的談判令資源缺乏的情況雪上加霜，很容易就導致規劃實施的進程停滯不前。在大多數成功建立綠道的城市中，項目都是由區域或者國家資助的。這就是說，市政當局中有對此極富熱情的人物，他向區域或國家當局提交項目資助申請，同時負責就項目進展進行信息反饋。然而也存在已經獲得綠道實建項目資金的市政當局由于土地業主的反對不得不放棄計劃的情況。曾有一個案例，市政府較易地與一個擁有大面積土地的業主達成了協議，這樣整個綠道網絡都會在同一個業主擁有的土地上建成而不會面臨十分嚴重的問題。
一些市的政府部門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來推動綠道建設，他們利用市政用地或者專門為綠道建設征購土地。因此市政當局之所以積極購買諸如準城市化地區農田的土地，不僅是為了建設新住宅區，也是為了方便市民進行休閑活動。有些情況下，農田被保留并出租給農民耕種。這種解決方案的成本非常高，但是使得市政當局更加自由地規劃綠道網絡。
通過與兩個市的政府工作人員會談，我們更深入地了解了當局如何對綠道進行規劃、設計、建設和管理，以及所面臨的挑戰。其中一個市已經成功建設了幾組綠道網絡。經過了與土地業主漫長的談判，雙方簽訂了為時10年或20年的土地租賃合同。
其中規定市政府支付綠道建設和管理的費用以及土地租金。需要指出的是，市政府的資源無法完全補償土地所有者放棄谷物生產而造成的經濟損失。這也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土地所有者會抵制綠道的建設。土地所有者抵制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如果允許更大的可達性，作物會遭到損壞、干擾(包括在狩獵區內)和污染。該市的政府部門還通過種植灌木和喬木，成功設計了一些綠道，這些綠道既更有吸引力又可以改善生物多樣性。另外一個市政當局盡管已申請到資金，但在與土地所有者經過激烈的爭辯之后，不得不放棄綠道的建設。
那個歷時一天，由市政、區域和國家政府部門以及多個組織參加的的研討會，促進了人們有關綠道的理念和經驗的交流，為日后綠道的建設創造了可能。同時也強調了為市政目的修建的綠道網絡的重要性。農民組織則強調了如今農民由于官方對農田提出的各種要求而面臨的困境，例如要求農田向公眾開放等。由于瑞典綠道的概念最早源自農業補貼的資助，因此會議還就允許綠道納入農業補貼范圍的可能性進行了討論。農民經濟賠償是主要問題，目前卻仍沒有允許補貼綠道的國家法規出臺。假如這種法規存在，會使綠道更易建成。然而， 斯堪尼亞區域的郡行政委員會最近已經開始以特別項目的形式對綠道和專用馬道的建設進行補貼。這就意味著一位或幾位土地所有者就可以為一處綠道或綠道網絡系統的建設實施項目申請費用。綠道建設另一可選途徑是由利益相關團體來就綠道網絡與土地所有者進行談判，并針對利用和管理措施支付補償。例如主要作為馬道的綠道建設[9]。市政當局在這種情況下扮演的角色主要在于為農民和騎馬愛好者之間的協商提供公共平臺。
綠道在瑞典不僅被當作創造通向鄉村通道的工具，更被看作增強高強度農耕地區的生物多樣性的工具。規劃文本中經常提出為生物活動或棲息功能創造廊道的目標等。對選定物種（花卉植物、蝴蝶和黃蜂）的多樣性研究表明普通綠道的物種非常匱乏。這一結果并不意外，因為經過修剪的空閑草地一般不能為多樣性的物種提供足夠資源。因此，所觀察到的昆蟲的種類豐富程度很低。與此相比，15年前在瑞典農業大學為研究項目、校園周邊娛樂設施而修建的實驗性野花帶的物種多樣性則要豐富得多。實驗性花帶與常規綠道相比較，蝴蝶的物種豐富性平均高出20個點，黃蜂則高出100個點（每次探訪所紀錄的100m單位長度內的數值）。在每次探訪的記錄中，實驗花帶中的開花植物數量是常規綠道中的兩倍。植物種類總數估計還要高出很多，但是這一數據仍在調查中。內含灌木種植的綠道與沒有任何種植的綠道相比，它擁有的物種數量和豐富度都更高。更多詳細結果可以從 Haaland & Gyllin (2010)[8]處獲取。在研究區域內的綠道和實驗花帶，其作為野生動物廊道的功能，至少從昆蟲物種調查的結果來看是值得質疑的，因為幾乎所有記錄的昆蟲物種都是常見物種，且分布廣泛，即使沒有任何廊道存在也可以在此分布。
4 討論和結論
研究表明瑞典南部許多市政當局都在努力根據規劃文件實現綠道的實際建設，但大部分當局者都沒能把規劃成功落到實處。原因之一是在瑞典沒有完整連續的國家或區域規劃體系[10]，而且市政綠地結構規劃只是建議性的，并沒有法律法規上的效力。因此，綠地結構規劃提出的建議往往在具有法規效力的詳細規范層面不被采納。Sandström(2006)[3]等指出了綠地結構規劃中有關生物多樣性的規劃存在著必要資源的缺乏以及相關知識匱乏的問題。
而對于那些積極推動綠道建設的市政當局來說，他們遇到的最棘手的難題是能否獲得介入建設綠道的土地的權利，其次才是資源的缺乏。其他一些國家也同樣存在土地所有者不愿意向大眾開放他們土地的問題[11,1]。本研究意外發現，私人土地上的水道沿線緩沖地帶相對較多地被市政當局納入綠道規劃。
成功的綠道實際建設通常是多種因素的結合，例如額外的資源（外部資助的項目）、市政當局內對此有特別意愿并積極行動的人物、積極配合的土地所有者或可供利用的市政用地。對成功的綠道實施來說，促成并利用各種條件的組合是非常重要的，這些組合包括：
市政當局發起并出資，如有可能由區域或國家當局給與協助，與土地所有者協商；
利益相關團體或公眾發起并與土地所有者協商，由利益相關團體、市政當局和（或）農業補貼提供資金；
土地所有者發起，通過市政當局和（或）農業補貼提供資金。
為大眾休閑活動提供農業補貼這一做法可行的話，就會使綠道的建成更加容易。這種情況是備受期待的，但是其效果如何仍有待評估。其他國家如德國同樣希望歐盟農業政策能夠推動綠道的實際建設[1]。
綠道在瑞典不僅是營造通向鄉村的工具，而且還是增強高強度農耕地區的生物多樣性的工具。規劃文本中經常提出諸如為生物活動或棲息等功能創造廊道的目標。原則上，在密集耕作的農業景觀上，整合提高可達性和改善生物多樣性條件兩個目標理應可行，但是到目前為止，多功能綠道的設計嘗試仍然很少。
一些項目已經開始實施喬木和灌木的種植，并顯現出多樣性的提升，最終這樣會贏得游客的贊賞并有利于野生生物。然而，必須指出，這些植被的類型與農業用地的補貼要求并不匹配，因為土地必須可用于犁耕才能滿足農業補貼的標準，這樣就無形中排除了喬木與灌木的種植。農業補助能夠推動建設，但也限制了設計的選擇。因此具有多功能用途的綠道設計在市政用地上更容易得到優化。
綠道沿線的野花播種帶可以顯著增強生物多樣性。這些花帶可以為草地植被和昆蟲創造棲息地或提供資源，而最終則有益于鳥類等其他種群。在綠道中加入的野生花帶還可以增強其對游客的吸引力。雖然野生花卉的混植可以改善綠道，但是這種綠道的實際建設卻并不簡單。而由于問題的焦點都在可達性上，所以公眾在綠道設計上并沒有對增強生物的多樣性提出特別要求[9]。目前，尚且難以說服土地所有者向公眾開放土地以提高土地的可達性，更不用說去要求他們再接受野生花帶。好在瑞典農業部已經計劃在未來對空閑農田和水道沿線的野生花帶進行補貼。這就意味著，綠地結構可能必須針對不同的考量（如生物多樣性、可達性）分別進行設計，而不是將多功能的網絡作為單一目標。當然，市政當局可以利用市政用地為多功能綠道的設計提供一個很好的范例。
總而言之，我們看到，如果能為市民休閑活動引入農業補貼，鼓勵利益相關團體的倡議，改進市政綠地規劃，那么瑞典綠道規劃將具有極大潛力。
本文原文作者：
Dr. Christine HAALAND 克里斯汀·哈蘭德/博士/瑞典農業科學大學景觀管理、設計及建造系教授
Dr. Anders LARSSON 安德斯·拉森/博士/瑞典農業科學大學風景園林系教授
Dr. Anna PETERSON 安娜·彼得森/博士/瑞典農業科學大學風景園林系教授
Dr. Mats GYLLIN 瑪茨·圭琳/博士/瑞典農業科學大學/工作學、商業經濟和環境心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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