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背景
與其他歐洲國家[1]或美國[2]相比，綠道規劃在瑞典的歷史很短。瑞典仍然保有大面積自然區域，人口密度低而且公眾前往鄉村的可達性有全面的法律保障。這些因素造成綠道規劃鮮有發展，這一現狀直到最近也少有例外。然而，過去一二十年中人們已經認識到了在瑞典進行綠道規劃的必要性[3]，尤其是那些在城市快速向密集耕作農業用地擴張的地區，比如瑞典最南部的斯堪尼亞（Scania）。特別是在瑞典第3大城市瑪爾莫（Malmö）大區，快速增長的人口已經導致了居住、商業和新建交通設施的急劇擴張。其周邊的農田曾經是瑞典最肥沃的土地，現在被人們高強度地用于耕作。同時，斯堪尼亞是瑞典最重要的谷類作物產地之一。
農業集約化導致鄉村的可達性下降。經過很長一段時間后，大部分牧場和草場已被開墾作耕地。這些耕地在1年的大部分時間里，都無法抵達。另外，耕地單位面積擴大，農田之間路徑的數量被最大程度地減少，其他線性的景觀元素也盡遭移除[4]。換句話說，盡管人們都意識到城市區域內的綠色基礎設施對身體健康和休閑活動有重要意義，但新增人口前往周邊鄉村的可達性卻變得非常有限，尤其是在日常休閑活動的可能性方面[5-6]。另外需要提到的一點是，斯堪尼亞是歐洲人均擁有馬匹數量最多的地區之一，因此騎馬這項活動成為該區域戶外休閑活動的重要部分。隨著人口的增加、農業集約化的發展和鄉村可達性的降低，市政規劃師們越發認識到準城市地區缺乏戶外休閑區域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目前瑞典的綠道設計源自20世紀80年代末一位地產業主自發創造的原型[7]。那時候農民將一定面積的土地閑置休耕可以獲得農業補貼。這位地產業主建議將閑置的土地圍繞田野形成長條狀步道，用于散步或騎馬，而不是把它們劃成大面積塊狀土地。他沿耕地邊緣4m寬的條狀余地播種混合草籽，創造了一個14km長的綠道網絡。他將這些條形土地命名為‘beträda’，這個詞將兩個詞組合，一個是瑞典語中的beträda，意思是走上或者走進；另一個是träda，意為休耕。瑞典農業局拒絕為這類閑置土地發放補貼，但是市政府欣賞這一為散步和騎馬提供通道的主意，并向農民發放農業補償金──并且一直持續至今。因此本文中凡涉及綠道一詞其所指對象均具有線性特征，至少2m寬，種有混合草種，通常位于農業用地。本文后文將討論到，這些綠道根據它們不同的功能而混合不同草種并進行配植從而各不相同。此定義不包括鋪裝路、石子路或簡單的步行小徑。
本研究的目標是探討建設多功能綠道在改善高強度管理農業區域可達性、休閑活動可能性和生物多樣性等方面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本研究在“作為戰略景觀規劃工具的多功能綠道──準城市化景觀中設計和實建的方案”項目框架下展開，并在瑞典南部的斯堪尼亞進行。
2 方法
研究的第一個階段為網絡搜索。使用的關鍵詞是綠道的瑞典語詞條及可能的同義詞，再加上斯堪尼亞范圍內一定數目(17個)的市級行政區域名稱或斯堪尼亞的其他詞條。這些市從斯堪尼亞西部挑選，那里的人口密度最高，土地利用的類型以農業用地為主。在研究的第二階段，與17個市的政府部門進行聯系，就4個問題詢問其轄區內綠道的建設情況。每個市政當局都至少聯系了一位負責綠化結構規劃的工作人員。與其中兩個市的相關部門進行了面談，討論他們已有的綠道應用經驗。這兩個特殊的市之所以被選來進行深入研究，是因為其中一個已經成功建立了3個不同的綠道網絡，并與另一個城市一起進行一項由國家資助的綠道網絡的項目。此外，還舉行了為期一天的研討會，討論在瑞典應用綠道的可能性，與會單位包括了瑞典國家農業部、斯堪尼亞郡議會、斯堪尼亞郡行政委員會、市級行政單位以及全國農民組織(LRF)。
為了檢驗綠道的生物多樣性，研究人員分別在現有綠道和瑞典農業大學設立的實驗性野花播種帶上進行開花植物和昆蟲物種(蝴蝶和黃蜂)數目的調查。這些綠道安置在蘭德(Lund)和斯達范斯托普(Staffanstorp)附近，其上播種了混合草種。綠道的寬度不低于4m，人們還會在生長季里對其進行若干次修剪。由于反復修剪，草的長度一般都很短。一些綠道上種有喬木，其中一個綠網中還種有灌木。瑞典農業大學內的試驗性野花播種帶是在5至15年前建立的，其上植有混合草種和野生花卉，每年的7月末8月初會修剪一次。關于研究方法的更多信息可從Haaland&Gyllin(2010)[8]獲得。
3 結果
各市級和區域資料中有關綠道的網絡搜索顯示無論是在市級總體綠地結構規劃背景下還是在更加具體尺度的居住新區擴展規劃背景下，綠道都被看作一項增強可達性和提高休閑活動可能性的適宜途徑。在受訪的17個市中，16個市在涉及綠道的規劃文件中都將其作為為人民提高可達性的適宜途徑，另外還有幾個市同樣提及綠道作為野生動物通道的功能。但是，進一步審視提及綠道的這些市級文件發現，只有5個市的政府部門真正建造了綠道。對市政當局雇員進行的簡短電話采訪提供了有關綠道應用方法、挑戰、問題和阻礙等方面的信息。與網絡檢索的文件比較，訪談的結果與預期計劃的結果略有出入。雖然根據規劃文件16個市政府計劃或建議建造綠道，然而只有6個市制定了近期新建綠道的詳實計劃（他們中的大部分之前已經建有綠道）。5個市的政府部門證實他們已經建設了綠道（其中4個通過網絡檢索得知；一個并未按計劃實施規劃；但是另有一個雖然在提供的文件中未見指出，事實上卻已經建立了綠道。）因此，規劃文件中市政當局關于綠道實建的意圖和愿景與其實際的意圖和能力之間仍然存在明顯的差異。
有趣的是，9個市的政府部門報告中提及在他們的綠地結構規劃中利用了私人所有的沿水道緩沖地帶。農民根據獲得農業補貼需滿足的要求，修建這些緩沖地帶來防止耕地中的營養物質隨地表徑流進入水道。這些緩沖地帶一經修剪就與綠道極為相似，都最少有6m寬，并播種有草地。以這種方式規劃，它們可以很好地起到綠道的作用，但是規劃中并沒組成綠道網絡的要求（這需要最少100m的長度）。此外，政策允許農民將緩沖區翻耕并在其他位置建立新的緩沖區，因此緩沖區體系并非一成不變。最關鍵的問題在于，根據農業補貼法規，緩沖區不傾向于為公眾所用，農民需要負責恢復受到損壞的草地（而騎馬很容易損壞草地，尤其是當土壤潮濕的時候）。
本調查也向市政當局詢問過關于綠道建設面臨的問題和障礙。綠道建設的問題主要分為兩類：第一是缺少資源（時間、勞力和資金）；第二是土地業主和農民向公眾開放土地的消極態度。另有少數情況，則是人們對綠道缺乏興趣。還有一個市的政府部門報告說它們的市不需要綠道。資源的缺乏通常導致建立綠道的計劃進展程度不夠深入，僅限于在地圖上畫上一條線或者在城市規劃中表達一種愿望而已。綠化領域特別需要資源優先配給的保障，綠道應用卻幾乎沒有在資源優先配給列表的前列出現過。另外有些市確實有興趣也有計劃，但是土地業主不愿意配合。
圖1：位于瑞典農業科學大學的實驗性綠道——播種野生花帶與喬木種植結合。Photo Credit: Mats Gyl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