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世紀七十年代，當“風水”二字被國人所淡忘的時候，歐美等國學者卻對它表現出了濃厚興趣——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韓國、新加坡、俄羅斯等國學者都相繼對此作了專題研究。國外學術界給予很高的評價，中國風水中包含著系統而深刻的思維理念，與中國人的行為準則相呼應。當國外的自然科學發展已經達到一定高度的時候，都轉向對中國的傳統風水思想極為關注，我們的鄰邦韓國和日本更是不遺余力的進行挖掘和研究風水理論中的精髓。甚至在美國，風水和中國的武術以及中醫一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
中國社會內部的經濟與文化的發展為風水熱的興起準備了條件，風水理論在內陸發達城市乃至沿海一帶大肆盛行，盡管在學術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風水業都沒有取得合法地位，卻在一些商界精英的引領下已漸成時尚。天津大學建筑系教授王其亨風水術的內核，體現著中國古代建筑理論的精華。他認為風水術實際上是集地質地理學、生態學、景觀學、建筑學、倫理學、美學等于一體的綜合性、系統性很強的建筑規劃設計理論，與營造學、造園學構成了中國古代建筑理論的三大支柱。 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唐明邦認為，建筑風水文化集天然、地利和建筑為一體，風水文化由古代神秘文化演變而來，風水學遵循周易思想，不可簡單視為迷信。還有北京大學于希賢教授和俞孔堅教授等人都基本支持上述的理論。同樣，激烈的聲音也來自反方，反方認為風水理論過于玄虛，缺乏實證，且多穿鑿附會之詞。但無論是大力褒揚還是諱莫如深，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風水理論正在極大的影響著園林設計與營造乃至建筑、規劃的設計人員和業主的審美觀念和價值取向。在目前這個開放包容的世界里，各個國家各種思潮都在影響設計規劃人員的思想，風水思想在景觀設計的應用也不再是諱莫如深了，首先要指出一些影響范圍比較大的幾點誤區：
首先，認識誤區之一是景觀上的風水概念與人們平時所說的風水的概念不同，人們通常所說的風水，實際上包括兩種意思。有時是指好地形、好風景。景觀規劃與設計中的風水指的是刻而系統的思維理念作為中國傳統建筑理論的三大支柱，與中國風水學與中國營造學和中國造園學構成中國古代建筑理論的三大支柱之一的堪輿術。認識誤區之二是風景絕佳地便是風水絕佳之處，中國古人認為，凡地形兇險，風大流急的地方，皆不適宜長期居留，并統稱此類地勢為“五箭之地”，因此風景美麗的地方未必就是吉地，這一點在于風景絕佳之處興建別墅和療養院盛行，房地產大打旅游牌也成了一大法寶。適宜人居的美地，通常是優雅柔和之美而非雄壯挺拔之美，是和諧之美而非沖突之美，是悠閑之美而非峻急之美。認識誤區之三是易經=風水，《周易》即《The Book of Changes》是中國文化的源頭，號稱群經之首，從其英文翻譯可以看出，是一本講述變化的書，在早期作為一本占筮的書，從漢代以后，由原來卜筮之書而成為官方安邦治國、修身養性的哲學之書，其中包含樸素深刻關于辨證哲理。作為中國的人文哲學，其中的五行生克制化以及陰陽變化等思想對風水的指導意義是明顯的，但是這兩者不可混同一體，各有各的適用范圍，絕大部分人都認為易經是風水的理論基礎，沒有易經的指導風水理論就不能實行是很荒謬的。誤區之四是凡是藏風聚氣的地域就是好風水，在風水的常識中，講究四神獸的圍合作用，藏風聚氣是其一個必要的條件，舉個例子，我國蘭州市，地形狀況很好，城市四周也有圍合，在風水學上看上去既藏了風又得了水，可是由于市內石油業、化工業、冶金業的污染，空氣質量相當差，在國際上排名倒數第二。這是因為市內的風速很小，屬于靜流風，空氣中的污染物排不出去，也不能稱這類地方為吉地。
風水理論一直在我國的文化中流傳已久，并如此富有生命力的理論，在國際化的趨勢下，如何把其中傳統風水理論中合理的東西融入現代文化中顯得很有必要，以前的一些學者在爭論之時卻忽略了風水文化產生以及自身發展的源流。首先說，從文化地理學上看，風水思想的產生于中國的農業社會，也就是大雜居，小聚居的人居環境格局中，地理條件可為提供某種文化產生的提供可能性，而且從歷史上看，在中國地理特征下，由于各種自然災害及在此基礎上的發生多次社會變亂，并且由于兩種災變的反復性，使資源和人口之間處于絕對的緊張關系之中，中國被迫鎖定在精耕細作的農業社會中，為了生存和穩定的發展，必須因勢利導，就此情況產生自己特定的包括選址、營造等等一系列的方法，因此在人居的環境設計中必然產生與西方社會完全不同的設計原則。風水文化也是人對自然環境的適應，風水起源于人類早期的擇地定居，形成于漢晉之際，成熟于唐、宋、元，明清時日趨完善，風水最早發源于河南、陜西的中原一帶，新西蘭奧克蘭大學的尹弘基教授提出風水起源于中國黃土高原的窯洞，我國著名的建筑家《匠學七說》的作者張良皋也在書中提出，風水中的理氣派應該產生在平原廣大的中原地帶，因其理論針對地勢平坦、河曲縱橫的地理環境。在自然與戰亂中，在風水理論中最負盛名的是江西贛南一派，因此有“自古堪輿贛南出，四大祖師天下崇”之說，楊筠松、曾文、廖禹、賴布衣四個人被稱為四大祖師，近代福建和浙江、廣東的一些主要派別都出自于此。贛南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當時客家為了逃避戰亂，從中原南移帶來了風水的思想，在求“利”避“災”觀念的驅動下大肆流傳發展。同時贛南普遍出現的造風水、興科舉現象并非偶然，而是和南宋以來贛南的社會變遷緊緊聯系在一起的，贛南由于處于閩、粵、湘、贛四省邊界，贛南得以作為“先賢過化之地”、作為“理學發源地”，興建了許多書院，王陽明在當地大力提倡社學、宣揚“心學”，帶來了贛南社會整體文化的變遷與轉型，在村落與住宅前，宅子附近有涼亭、文昌閣等筆形建筑物，往往象征著這一帶要出文人。因此與理氣派這種只單一考慮方向和尺度、時間以及陰陽五行等理論不同的巒頭派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他們摒棄了理氣派（理氣者以三元九運，陰陽五行，先后天八卦并用）一些不切實際的復雜有時候甚至是自相矛盾無法自圓其說的理論，于是流傳下來“巒頭形勢乃根本，舍此理氣無影蹤”。眾所周知，自然地理環境條件主要包括：地貌、氣候、水文、植被、土壤、動物等,中國陸地平原占總面積的1/4，國土大部分面積是山地，為巒頭派發展和完善提供了實地基礎。
另外一點，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徽派的建筑藝術發展的歷史也是風水與徽派文化融合的過程，徽州文化正是在南宋以后，明清時達到鼎盛的中國封建文化，徽州地處皖南，毗鄰江浙，緯線范圍在北緯30°線左右，自然環境神奇，境內既有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黃山，以及景色奇異被人稱之為“尚待開發的黃山”自然保護區牯牛降和清涼峰，還有全國道教名山齊云山，“幾百里山水畫廊”的新安江水系等等。徽州文風昌盛，徽州文化不僅包括本土的諸文化，更包括由本土而移出于外，影響于外，發展于外，同時還保存著自身頑強的同一性的文化。如徽商，它就是徽州人出游外地的經商之幫，徽州的宗族文化、聚落文化、水口村莊布置等等，其他還有如徽州園林藝術、建筑藝術、徽派刻書、徽派篆刻等。在當今著名的宏村和西遞的景觀中到處都浸透著風水影響下的城鎮、村落規劃和景觀設計的痕跡。從中可以看出，無論外部世界怎樣變化，我們中國人眼中的景觀除了具有功能和美學以外的含義外，還有其它另外的一層含義，它甚至影響個人、家庭甚至家族的集體無意識、情緒以及健康等方面。
從風水思想的發展包括成熟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風水的發展與我國農業社會的地理自然狀況與人文思想一起成長的，甚至風水思想也影響了東亞包括韓國和日本的園林建造和建筑和城市規劃思想，在其發展過程中吸收了每一代當時最先進、最主流的科學文化藝術思想，并且隨著社會沿革的發展一同進步，在多種學派的相互之間的對戰和融合過程中，不斷的去偽存真逐漸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中，從帝王將相到布衣走卒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科舉出行等等都受到影響。包括在千年后的今天，在一些古老的景觀中還潛移默化的影響著當代的人們。
除了中國這種獨有的景觀設計思想外，其它各國的傳統景觀設計研究中也不盡相同，德國景觀設計不重視人的主觀作用，只強調線條，形體，色彩和質地風景本身的客觀特點并且力求建立數學模型與人的感覺一一對應，美國景觀設計則正好相反，把人對景觀的感受以及能動性作用提高到了絕對的高度，而強調風景本身的客觀特點，日本景觀設計則強調風景作為人的生存空間，人不停的為了生存和安全等需要來改進和解讀過程景觀的研究。各國研究的側重點不同，而且目前作為一個景觀規劃設計師的服務對象不再局限于一群人的身心健康和再生，而是人類作為一個物種的生存和延續，而這又依賴于其它物種的生存與延續以及對多種文化的保護。景觀規劃設計的研究對象擴展到大地綜合體，即由人類文化圈和自然生物圈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多個生態系統的鑲嵌體。
在我們所說的精神認同感（identity）在文化景觀與人文地理學中的含義是一個地方有別于其他地方的地理特性，是對場所精神的適應，即認定自己屬于某一地方，這個地方由自然的和文化的一切現象所構成，是一個環境的總體。而風水理論本身是靈活的，它取材萬物，包容一切，作品除了完成使用功能和審美功能外還表達對場地的理解和演繹，在這一點上恰好與后現代主義中的解構主義有相似之處，解構主義最大的特點是反中心，反權威，反二元對立，反非黑即白的理論，因此具有很大隨意性，因勢利導，在風水理論對場地的認知過程中，有一種“喝形”是對山川河流的形象進行類比，然后依狀喝形，而在后現代解構主義中，認為一個景觀都是符號，景觀既是表意的符號也是表達自然和歷史故事的符號，更是表示地方文化的符號，景觀作為表示隱喻的載體向人們傳達意義與信息，反對傳統，強調當地的文化，力圖表達景觀的歷史性、可表達性與可交流性。在景觀設計中對鄉土元素的利用就可以吸取這種辦法，通過建筑構件之間、景觀小品的排布的關系，原樸主題來傳達的人地之間的關系。最后形成的景觀格局保證生態性、視覺廊道的和諧性、原有地脈文化的傳承的原則，可以由規劃設計師自行展現自己對場所的認知。
